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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26年1月13日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核心发现
2015年至2022年间，瑞典斯德哥尔摩首次进入长期照护的老年人中，高度依赖日常生活活动（ADL）的比例从21%上升至29%，表明老年人越来越倾向于在护理需求已非常严重时才进入正式照护体系。
研究背景
长期照护（Long-Term Care, LTC）是许多国家日益紧迫的政策议题。瑞典拥有全面、普遍的长期照护体系，主要由地方税收资助，面向所有社会群体。尽管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后的收缩，该体系仍以慷慨提供为特征。
进入长期照护标志着一个转变：从通过个人手段（独立生活、非正式照护或私人付费的实践协助）管理日常生活，转向寻求并接受福利系统提供的支持。
图1 | 与公共资助长期照护寻求相关的因素——基于Andersen行为模型的改编版本
该框架将长期照护描述为一个多步骤过程：
A：照护需求的产生（功能能力、身体/认知健康、心理健康）
B：个人决定寻求长期照护
C：市政需求评估人员的评估
D：获准的长期照护类型和数量
E：个体因素（倾向因素：年龄、性别、出生地；赋能因素：收入）
F：环境因素（居住安排、非正式照护、住房、技术、态度与信念）
G：照护申请被拒
A：照护需求的产生（功能能力、身体/认知健康、心理健康）
B：个人决定寻求长期照护
C：市政需求评估人员的评估
D：获准的长期照护类型和数量
E：个体因素（倾向因素：年龄、性别、出生地；赋能因素：收入）
F：环境因素（居住安排、非正式照护、住房、技术、态度与信念）
G：照护申请被拒
结构性条件（福利体系、文化规范、制度安排、市政指南、成本控制策略）作为基础层，影响上述所有环节。
研究目的
描述2015–2022年间首次使用长期照护的老年人的人口社会学特征、非正式照护可及性、功能受限与失能水平的变化趋势
分析与“延迟进入”（即进入时已存在高度依赖）相关的因素
分析在控制需求和人口社会学因素后，获准的长期照护类型和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数据来自SNAC斯德哥尔摩老年照护研究，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斯德哥尔摩市首次申请并获准长期照护的65岁及以上老人，共计33,393人。
关键变量
长期照护类型：居家照护、其他居家服务、机构照护
居家照护时长：每月小时数（连续变量）
照护需求评估：ADL依赖（Katz指数，5项）、活动能力、认知功能（Berger量表简化版）、焦虑/不安全感
环境因素：居住方式、非正式照护频率
个体因素：年龄、性别、收入、出生地
长期照护类型：居家照护、其他居家服务、机构照护
居家照护时长：每月小时数（连续变量）
照护需求评估：ADL依赖（Katz指数，5项）、活动能力、认知功能（Berger量表简化版）、焦虑/不安全感
环境因素：居住方式、非正式照护频率
个体因素：年龄、性别、收入、出生地
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Logistic回归（判断机构照护vs居家照护）、Poisson回归（居家照护小时数），结果以预测边际（Predictive Margins, PM）呈现。
主要结果
首次进入长期照护者的特征变化（2015–2022）
每年约4000人首次进入长期照护（约占65岁以上人口的28–31‰，2020年降至26‰）
人口社会学特征总体稳定：平均年龄约80岁，约60%为女性，三分之二独居
每周至少接受一次非正式照护者约占60%
需要帮助完成4–5项ADL的比例从21%显著上升至29%（p=0.003）
认知受损比例稳定（约三分之二存在不同程度受损，10%为重度）
严重焦虑/不安全感比例稳定（约10%）
每年约4000人首次进入长期照护（约占65岁以上人口的28–31‰，2020年降至26‰）
人口社会学特征总体稳定：平均年龄约80岁，约60%为女性，三分之二独居
每周至少接受一次非正式照护者约占60%
需要帮助完成4–5项ADL的比例从21%显著上升至29%（p=0.003）
认知受损比例稳定（约三分之二存在不同程度受损，10%为重度）
严重焦虑/不安全感比例稳定（约10%）
表1 按年份划分的首次长期照护使用者特征（节选）
与“延迟进入”（高依赖状态）相关的因素
采用三种指标衡量高依赖：4–5项ADL依赖、重度认知受损、重度焦虑/不安全感。
主要发现（以ADL依赖为例的预测边际）：
同居（无论男女）和每周接受非正式照护显著增加高依赖进入的风险；
高年龄（≥90岁）、低收入也增加风险；
与已获居家照护的伴侣同住则降低高依赖进入的概率（可能因更早接触照护系统）。
同居（无论男女）和每周接受非正式照护显著增加高依赖进入的风险；
高年龄（≥90岁）、低收入也增加风险；
与已获居家照护的伴侣同住则降低高依赖进入的概率（可能因更早接触照护系统）。
获准的长期照护类型与数量
机构照护 vs 居家照护
首年获准居家照护的比例始终最高（85–87%），直接进入机构照护的比例仅为4–6%
经校正后，获准机构照护的概率从2015年的0.060降至2022年的0.047（p<0.001）
首年获准居家照护的比例始终最高（85–87%），直接进入机构照护的比例仅为4–6%
经校正后，获准机构照护的概率从2015年的0.060降至2022年的0.047（p<0.001）
与机构照护概率显著相关的因素（预测边际）：
居家照护小时数：
经校正后，每月居家照护小时数从2015年的27小时略降至2022年的25小时
ADL依赖影响最大：无ADL依赖者平均每月10小时，5项ADL依赖者平均59小时
独居者比同居者获得更多小时数（约28.5 vs 21.5小时/月）
经校正后，每月居家照护小时数从2015年的27小时略降至2022年的25小时
ADL依赖影响最大：无ADL依赖者平均每月10小时，5项ADL依赖者平均59小时
独居者比同居者获得更多小时数（约28.5 vs 21.5小时/月）
讨论
为何越来越多老年人进入照护时已存在严重需求？
急性事件增加？——全国登记数据显示，中风、骨折等导致突发严重失能的疾病发生率并未上升。
评估标准收紧？——2022年居家照护申请被拒率仅0.8%，且政策强调及时支持以预防恶化，故单纯标准收紧难以解释。
私人购买家政服务税收减免——65岁以上居民使用比例从2015年16%升至2022年25%，可能减少无个人ADL需求者的照护申请，但无法解释重度依赖者的增加。
COVID-19疫情影响？——趋势在2019–2022年加速，可能与媒体对长期照护质量问题的关注及系统收缩有关，导致轻度需求者推迟申请。
急性事件增加？——全国登记数据显示，中风、骨折等导致突发严重失能的疾病发生率并未上升。
评估标准收紧？——2022年居家照护申请被拒率仅0.8%，且政策强调及时支持以预防恶化，故单纯标准收紧难以解释。
私人购买家政服务税收减免——65岁以上居民使用比例从2015年16%升至2022年25%，可能减少无个人ADL需求者的照护申请，但无法解释重度依赖者的增加。
COVID-19疫情影响？——趋势在2019–2022年加速，可能与媒体对长期照护质量问题的关注及系统收缩有关，导致轻度需求者推迟申请。
同居与非正式照护为何与“延迟进入”相关？
在瑞典，家庭照护普遍存在，伴侣提供最密集帮助，成年子女协助实际事务并常发起正式照护申请。
同居及每周非正式照护可能推迟了正式照护的寻求，直到伴侣或家人无法继续承受照护负担时，老年人已发展为高度依赖。
相反，与已获居家照护的伴侣同住者更早接触评估人员，因而更及时进入系统。
在瑞典，家庭照护普遍存在，伴侣提供最密集帮助，成年子女协助实际事务并常发起正式照护申请。
同居及每周非正式照护可能推迟了正式照护的寻求，直到伴侣或家人无法继续承受照护负担时，老年人已发展为高度依赖。
相反，与已获居家照护的伴侣同住者更早接触评估人员，因而更及时进入系统。
低收入者更易高依赖进入
尽管瑞典长期照护基于需求、费用低且有豁免，低收入者仍更可能延迟申请，可能源于对费用的感知障碍。一旦进入照护，收入与获助水平无关，支持了“感知成本阻碍早期申请”的解释。
研究意义
研究发现与当前政策目标（早期支持、预防、延缓重度需求）相悖。
延迟进入可能错失早期居家干预的机会，这些干预本可减缓或阻止需求升级。
研究发现与当前政策目标（早期支持、预防、延缓重度需求）相悖。
延迟进入可能错失早期居家干预的机会，这些干预本可减缓或阻止需求升级。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瑞典这样长期照护体系已经较为完善的国家，老年人仍然呈现出“更晚进入、进入时更重”的趋势。
这提示我们： 即使在制度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如何在更早阶段提供支持，依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对中国来说，我们正处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家庭结构、照护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很多老年人的照护仍然主要依赖家庭，而社区和医疗支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年人从“开始出现困难”到“进入正式照护”，中间这段过程如何被支持，是一个非常关键但仍在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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